魏雪拥有两段人生，完全不同，甚至相互对立。

38岁之前，她是标准的独立女性：北京女孩，去国外留学，90年代回国，投身到当时的创业浪潮中。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是工作，每天能从早上一睁眼，干到晚上9点。她创办的公关公司普乐普中国，一度是国内的十大公关公司之一。

毫无疑问，她拿到的是一个幸运的“大女主”剧本：去商会开会时，在场的企业家大多是男性，算上魏雪，女性没有超过三个。“一水儿的灰西装，我被埋没在里头。”她也觉察到大环境对女性的不友好，别人跑一个手续，一次可以办下来，她要去五次、十次;别人可以顺利推进的合作，她总是遇到刁难。

早在日本和美国读书时，她已经接触到女性主义。那时，平等、自由的思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，公益群体活跃，种类繁多，分得很细，有关注儿童权益的，关注老人养老问题的，还有保护动物的、保护环境的，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，是女性主义运动。在日本，哪怕地铁电车里有一个不雅广告，都会有女性主义者站出来抗议、发声。魏雪受到了很大的启发，当她回到国内，感受到女性的困境、局限，她觉得自己也应该站出来，做点什么。

▲魏雪与留守儿童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2004年，她创立了第一届亚洲女性发展论坛。做论坛的初衷，是她认识几位北大的老教授。他们在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工作，做相关报告定期送到妇联、政府等官方机构，涉及反家暴、保障农村妇女就业，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、女童出生率、女童受教育机会等等专题。

但这些报道非常专业，普通人很难接触到，也很难传播，魏雪觉得，如果能做成简单易懂的社会文化话题，吸引更多人关注和讨论，就可以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。女性发展论坛以辩论的形式，邀请商界、文化界的人来参加，每年讨论一个跟女性有关的问题。这个论坛持续了8年，诞生了许多话题，魏雪记得，首届论坛的话题是：女性嫁得好更好，还是工作好更好。她邀请了《中国式离婚》的编剧和一位北大教授，双方各站一边，讨论热烈。放在今天，这些讨论仍然是进步的、意义重大的。

那时，魏雪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她想得很清楚，要工作，不要家庭。有一次加完班回家，回去的路上，一位妈妈在楼下带着孩子散步。正是夏天，晚上可以听见蝉鸣，母亲牵着孩子小小的手，惬意、温馨。但这一幕落在魏雪的眼里，“完全无法理解”，在她看来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照顾孩子这件事上，是一种浪费。“我就是想象不出来，我为什么能有孩子?”她完全没有办法把孩子和自己连接起来。

但38岁那年，这样的人生突然结束了。

她结了婚，最初跟丈夫约好要丁克，但几年后的一天，和一位女性朋友见面时，她见到了朋友和对方出生不久的婴儿，朋友脸上洋溢着陌生的幸福感，婴儿是神奇的毛茸茸的触感，一种全新的可能性，突然就击中了她：有孩子好像也不错?这种想法逐渐放大，42岁那年，她成为高龄妈妈，生下一对双胞胎，生活也在此刻发生巨变，走向另一种面貌。

魏雪的丈夫，是TCL创始人、董事长李东生，一个需要为13万员工负责的企业家。这就意味着，在他的人生中，家庭责任跟公司责任、社会责任相比，可能要排在最后。和这样的人组建家庭，也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选择的难题。

没有生小孩的时候，魏雪住在北京，李东生住在深圳，出差或是想见面的时候，才会飞过去互相陪伴。但有了孩子，这样的生活不可能再继续。在那个档口，魏雪艰难地做了决定，卖掉了公司，保留了一点股份，从北京搬到深圳生活。当时的朋友跟她开玩笑，“就说东生把我给并购了”。

定居深圳之后，因为TCL缺少品牌、公关方面的专业人才，没有合适的人选，魏雪又成了救火的人，做起了TCL品牌负责人。因为有孩子，有家庭，对于工作，她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竭尽全力，“比如这个阶段，项目特别紧的话，我可能就顾家的时间就少一些，说出来团队可能会怪我，差不多一半一半，项目多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工作六，家庭四。”事业上的野心也丢掉了很大一部分，那些更大的项目，可以撬动更多资源的事情，还有朋友说要一起创办公司的邀约，都被她拒绝了。

于是，在深圳，她不再是从前那个独来独往、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知名创业者魏雪，而是妻子、母亲、女儿、TCL的品牌与公益负责人魏雪，她转入幕后，隐身于大公司和家庭之中。

选择

在魏雪的人生里，或者说，在一个女性的人生里，总是要做选择。第一次做选择，是要不要生小孩，第二次选择，是要不要到深圳生活，接下来，新的选择是，做一个全职妈妈，还是重回职场。

生完小孩的第一年，魏雪退回到家庭中，陪伴孩子和老人，也算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假。但从前作为职业女性的惯性还在，她总是在想，跟自己一起出发的人，此刻走到了哪里。“一看我的女性朋友得什么什么奖了，我同期的谁谁又得什么什么奖了，人家做了一个什么什么大项目，你就会觉得眼馋，觉得自己价值是不被看到的。”

在日复一日家庭琐事中，她亲身经历了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：养育孩子、为家庭付出不被社会认可，而身处其中，她无法改变大环境，只能被环境改变，被环境定义的标准束缚——她没有成就感，也没有被自己认可。这种感受最强烈的时候，她想：“不行，我得回去，我得到一线继续打拼。”

选择总是互相影响，互相嵌套，有了一个，就有另一个。在她决定重返职场的时候，丈夫向她抛来了橄榄枝。那几年，TCL走向国际，进入欧洲、北美市场，正需要品牌与公关人才，但在国内，这个行业集中在北京、上海，TCL的招聘十分艰难。

李东生多次询问魏雪的意见，要她加入，用自己的专业帮助公司上一个新台阶。“反正好说歹说吧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加入TCL，无论是帮助TCL这么一个大的企业也好，还是说帮助自己的先生也好，于公于私，你都应该迈出这一步。”

但魏雪知道，这不是一份好做的工作。“因为你做好了，大家会觉得，你是李董的家人，为TCL奉献不是应该的吗?但是如果你做不好，那真的就是千夫所指。”

加入TCL之前，她一度兼职公司的顾问，干一样的工作，但没有正式的名义，但因为丈夫多次劝说，反复要求，她最终被说服。

在魏雪的人生中，类似的选择总是在发生着。理想中的独立女性自由洒脱，可以不在意局限，也不被局限，但真实的生活里，完美是不可能的，总有人要付出，总有人要妥协，总有人要去理解别人——魏雪生活在真实的世界。

为了丈夫的事业，她可以卖掉自己的公司，为了家庭，她可以暂停工作，为了实现丈夫的目标，她可以重回职场。这是一种更复杂、综合的考量，“我牺牲我的事业对我损失挺大，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去看，我牺牲了，他对社会的贡献更大，我总不能让他牺牲吧，我总不能让他为我放弃。”

在选择中，魏雪也有过犹豫的时刻。决定是否要从家庭回到职场时，她犹豫了两三年。“我大概反复了得有三次吧，到底怎么规划我的时间，因为我是一会儿想回归家庭，一会儿又想去做事业，觉得我自己的这个价值不能浪费，我得证明我自己。”

在丈夫的身上，魏雪看到了一种坚定。李东生的人生中，最重要的就是TCL，家人和他自己，都可以排到后面。“我知道他很爱爸爸妈妈，很爱我，很爱孩子，但是他的时间不能完全分给我们，他的时间是要留给他的事业的，这个他想明白了，他也跟我说他想明白了，他是无怨无悔的。”

魏雪觉得，自己也要想明白，对自己的人生而言，有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做，离开这个世界时会后悔，“想明白了之后，你就把没有那么重要的，给放弃了。”

只有得失，没有平衡

结婚生小孩的时候，魏雪和朋友都在看《向前一步》，它的作者是全球薪酬最高的女高管、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·桑德伯格。在书中，她讲述了自己作为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有可能面临的困境，以及她解决困境的方式。她鼓励所有女性可以往前走，找到人生中真正的意义、满足和激情，收获更强大的力量与更坚定的决心：“因为世界需要你们去改变它，全世界女性都在指望你们改变她们的命运。”

看完这本书，魏雪联想到自己，也感到困惑，好像自己一直在厨房和办公室之间打转，始终无法向前一步。这种疑问在心里弥漫了很久，直到她看到了另一个故事：一位美国政府的女性官员，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，去做大学教授，原因是她的孩子正在读高中，处于学业的压力和青春期的苦恼中，她想要陪在孩子身边，做一个温暖的母亲。她认为，女性无法同时处理好家庭和事业，只有选择和选择带来的得失，没有平衡。

看完这个故事，魏雪松了一口气。像谢丽尔·桑德伯格一样的女性，在真实的生活里只是少数，至少自己做不到像她一样。后来，再听到有人说女性可以如何平衡好事业和家庭，她总会存疑。

在她自己亲身的经历中，平衡是不可能的。回到职场之后，她很难专心投入，这边还在忙碌地做着项目，那边孩子发烧了、母亲住院了，各种各样的事务接踵而来。

做母亲和女儿时，魏雪总是亲力亲为。公公、婆婆还有自己的母亲都上了年纪，身体不好，几乎每个月，老人们都因为大大小小的问题去医院检查身体。只要可以，魏雪都会陪着去医院，带上电脑，在医院线上办公。丈夫忙于公司的事情，有时说，有其他的亲属陪着，还有护工照顾着，一次两次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但魏雪一定要自己去，“我陪着去呢，老人心里会更舒服，觉得女儿在边上，会更踏实。”

和孩子们睡觉前一起聊天，一起阅读，一起看看新闻，是必须要有的，之前还多了一起看世界杯。等孩子熄灯之后，她才能洗漱一下，再返回到工作中。

这是魏雪做出的选择——家庭第一，工作第二，但在工作的时候，必须保持百分百的专注。选择的代价之一是，她要疲惫地度过每一天：早晨送孩子去学校，到公司上班，开会、回复邮件、审批项目。一天下来，只有中午有短暂的休息时间。晚上处理好工作、陪伴孩子，到自己可以睡觉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十二点。

这个时刻，是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，留给自我的余地。即便已经非常疲惫了，她会选择再熬一会儿夜，听一会儿书，想想事情。“就睡前那一会儿自己能清静一下，同事也不用找我，孩子也不用找我，所以特别不想睡觉，就在那儿耗一会儿。”

另外的一个代价是，她放弃了更大的事业的可能性——那些本可以取得的成绩，获得的资源。有朋友多次找到她，提议一起合作大项目，一起成立公司，那些劝说的话语听起来非常诱人，“意思就是说你这么好的资源，你不就是平常没事来刷刷脸是吧，偶尔开几个会，偶尔去哪出个差，不就这一年就搞定了，这项目咱们不就做起来了吗?”

但每一次，她都果断地拒绝。她知道，事到临头，上了船的人就很难下来，做事情不止刷脸那么简单，需要真正地付出，才能获得回报，她承受不了这样的付出，因为她一定要留出时间照顾家人。“这种东西没有止境，多问问自己，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。”

魏雪觉得，自己的人生中总有纠结，总是要做复杂的选择，她就在这些纠结和复杂中往前走。但她不后悔，人生总是面临无数个选择，“你今天中午吃什么饭，你谈哪个男朋友，要不要结婚，住哪里，你是出国还是留在中国……我是一个只要选择了，就不后悔的人。”

女性公益人

新的选择还在发生着。

加入TCL之前，魏雪一直关注的都是和女性相关的项目，每一年，她都拿出一部分钱资助患心脏病的女童做手术，资助乡村女性做体检，或是让农民工的女儿去参加音乐班，让音乐治愈她们的内心。

结婚后，魏雪曾经跟丈夫李东生讨论关于公益的话题，细聊了几次，她发现，丈夫很难有时间去管理重大、集中的项目，只能做一些相对分散的。那时，两个人也都缺乏专业知识，但越聊越觉得，公益项目要更系统、具体、专注。

李东生建议：“你在做的公益和我做的公益，我们其实可以合起来做。”魏雪觉得，这个想法不错，“好啊，那我们就继续做女性项目”。但在李东生看来，做慈善不应该只聚焦一个性别，他对教育公平更感兴趣，愿意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帮助那些教育资源不均衡地区的孩子。

魏雪理解丈夫的意思：“他不在意这个教育是针对男童还是女童，他认为教育是一个长线的投入，改变命运最根本的东西，这个是源于他自身的经历。”丈夫说服了她，但原因并不是女性项目不重要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可以一边做一边学习，做好了教育项目，再进入女性项目。

为此，2007年，李东生和魏雪共同设立“华萌基金”，关注乡村地区高中生教育，填补了当时国内高中生公益项目的空白。

魏雪和团队发现，针对小学有希望工程，初中有九年义务教育，但高中的范畴里，暂时还没有公益组织去关注。而每年，因为付不出8000-10000元左右的学杂费、生活费、住宿费，许多成绩很好的学生就放弃了学业。魏雪感到心惊，“超乎我们的想象”。

针对这部分孩子，基金会设立了“华萌班”，让那些成绩很好，但家庭贫困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高中班级里读书，每个班级50个人，基金会来解决他们需要的费用，并提供其他范围的帮扶。

时间、精力都有限，魏雪觉得，既然舍弃了其他项目，专心做教育，那就要做好。她自己去面试校长，跟校长聊，观察校长和学校的价值观，是否跟整个公益团队契合。“如果放50个学生在这里，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理念、什么样的态度去带这个班?他怎么派班主任?怎么设这个班的课程?怎么去解决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?”

她知道，那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，往往因为家境感到自卑，她希望在高中三年里，他们能打开自己的心，拥有更开阔的天地。聊下来，魏雪会选择那些真正有关心孩子、有教育理想的校长，而不是只想给自己的学校“拉个奖学金，拉个项目”。

整个公益项目，并不是找到这些孩子、把他们送到一个升学率高、有足够关怀的高中就结束了，魏雪跟团队的伙伴一起设计了明星课堂体验课，孩子们喜欢打篮球，基金会就找到专业的篮球运动员，去学校里跟大家交流。孩子们没有去过夏令营、冬令营，基金会负担费用，组织大家去不同的地方和大学参观，让他们跟企业家互动。除此之外，基金会让学生给学校打分，给项目打分，基金会也会跟学校频繁接触、交流，“不是说我把奖学金给你，爱发谁发谁，都有约束”。

历届华萌班里，有一个男孩，让魏雪印象深刻。男孩高中毕业后，考上了人大金融系，毕业那年，他问魏雪：魏阿姨，我要毕业了，正在准备考研，万一考研不过，我应该做什么?魏雪鼓励他加油，也建议他，如果考不过，还可以去实习。但是没想到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男孩告诉他，自己参军，去了部队。

魏雪想，军队里的生活辛苦，但男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和理想，她没有再劝说。她希望华萌班里的孩子都能做自己人生的选择，做自己命运的主人。即便每一种选择都有利有弊，会纠结会犹豫，但只要坚定地往下走，还是能走出自己的路。

2012年，TCL公益基金会在魏雪的推动下成立。她开始实现从做慈善到公益专业化的转变，致力于关注不被多数人看见的空白领域，以公益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。

魏雪发现，无论是多么大的基金会，哪怕是洛克菲勒基金会，它的人员、资金、精力，也都是有限的。没有任何一个基金会可以包罗万象，横跨多个领域，更何况，TCL公益基金会最初的资金并不多。在种种限制中，魏雪再一次做了选择。“我们就想说还是聚焦吧，先选择一个大领域把它框下来，然后在这个大的领域里，我们再去细分。”

这些细分的领域，包括关注乡村教师的“TCL希望工程烛光奖计划”。基金会不仅提供生活上的资金资助，在研究乡村教师的工作、生活状况后，TCL公益团队发现，他们在身心健康、职业发展和价值实现等层面都需要帮助。基金会通过培训，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，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把他们故事通过基金会的平台传播出去，让他们有职业的荣誉感，让他们看到希望，这是一种心灵层面的帮扶。

今年12月15日，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2公益盛典举办，魏雪荣获了“年度十大公益人物”。“让科技与公益并行，寻找那些尚未被看见的角落，永怀赤忱与热情。”这是凤凰网对魏雪的评价。

截至2022年9月，“华萌班”已累计资助1233名家庭条件偏差但品学兼优的高中生。而TCL公益基金会自2013年启动的“TCL希望工程烛光奖计划”，至今已有超过2000所学校的3000名优秀乡村教师获奖，共计投入资金超过4200万元。此外，通过“A.I.回家”、“小小音乐+”等项目，直接、间接受益的学生达30万。

2022年是TCL公益基金会成立10周年。作为科技企业的高管，魏雪带领TCL公益基金会充分结合产业资源和技术优势，探索科技与公益融合共生，今年以来推动多个创新项目成功落地。

今年9月，首个“TCL光伏阳光校园”在陕西汉中建成，TCL公益基金会为四所学校累计捐赠屋顶光伏发电系统，总价值119万元，及其25年的发电收益，用于学校建设及学生资助。在深圳建成的“TCL公益智慧教室”，通过连接城乡教育资源，促进教育资源共享，推动教育公平。不仅在国内，在海外TCL也发起了TCLGreen项目，这是一项全球性倡议，旨在用科技和艺术讲好环保故事。同时，TCL也有了TCLforHer的女性向品牌长线项目，旨在用科技为全球女性赋能，看见她，激励她，支持她。

在公益领域，魏雪并不是一个完美女性，她无法把自己的所有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公益事业，她要做好妻子、母亲、女儿的同时做好公益。但对她来说，只要做出了选择，不管是哪件事，哪个项目，都一定会尽到全力。

关于公益，魏雪的启蒙是在童年时代。她的家庭曾在运动中被波及，陷入贫困，也被周围人歧视，但父母一直保护着她的内心，跟她讲家族的历史，祖辈的故事。魏雪的外公白瑞启是白敬宇药行第15代传人，也是《大宅门》中的人物原型，在他生活的动荡年代里，他坚持做慈善，开孤儿院，收养孤童，开粥厂，舍粥救济穷人。他还专门为女性设立编席厂，教会女性工作和生存的技能。“虽然别人会欺负我，排挤我，包括老师也会很针对我，但是父母始终都在努力，让我不受影响，让我成为一个温暖的孩子。”如今，她把这种温暖传递给了更多人。

最近，魏雪收到了那个华萌班的男孩发过来的照片，是他在军队里打篮球的样子。站在篮球场上，他笑得格外灿烂——对她来说，这大概就是，做公益的真正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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